门合上的轻响，隔绝了门内那场冰冷而现实的对话，也仿佛彻底关上了罗明心中对刘建国、乃至对这个项目最后的一丝期待与热忱。

走廊里日光灯惨白的光线落在他身上，却驱不散他眼底那片沉沉的灰暗。

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包裹着他，脚步都显得有些沉重。

他知道，常青花园的命运，在他踏出这扇门的那一刻，或许就已经被注定了——一个注定要被牺牲掉的“弃子”

，一个用来为某些人“整合力量”

、“完成改革”

铺路的垫脚石。

而他，一个“借调”

来的外人，在这盘早已布好的棋局里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螳臂当车罢了。

他脑海中回荡着刘建国那句冷酷的断言：“整合好我们一建的基础力量……完成我们的改革。”

这“基础力量”

是什么？

刘建国眼中需要剥离的“腐肉”

——那些在工地上挥汗如雨、支撑起整个项目的底层建筑工人——恰恰在罗明看来，是价值更大的财富！

只是这财富，在一建这艘即将沉没或转型的旧船上，被当作了必须丢弃的负重。

时代的洪流正裹挟着一切，建筑行业的剧变早已悄然生。

罗明比谁都清楚，当下的中国，尤其是1996年《公司法》施行后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节点上。

计划经济时代那种“大而全”

、拥有庞大自有建筑队伍的国有建筑公司模式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阵痛。

效率低下、负担沉重、机制僵化……这些沉疴痼疾在市场竞争的浪潮前暴露无遗。

“减负”

与“转型”

，成了悬挂在所有大型国有建筑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而“减负”

最直接、最粗暴的方式，往往就是剥离庞大的自有工人队伍——这正是刘建国计划的核心之一。

这些曾经被视为“工人阶级主人翁”

、捧着铁饭碗的工人，一夜之间成了需要被“优化”

、被“剥离”

的对象。

与此同时，市场的另一面，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野蛮生长。

明年《公司法》施行后，如同被春雨浇灌的野草，大量的私人建筑公司、建筑劳务公司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！

这些公司规模或大或小，老板可能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包工头，也可能是一个嗅到商机的下海干部。

它们没有厚重的历史包袱，没有臃肿的行政架构，机制灵活，反应迅。

然而，它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瓶颈：缺乏承接大型、正规工程所必需的高等级资质和技术实力！

一个刚成立的私人公司，怎么可能拥有像一建、二建这样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？

怎么可能拥有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安全认证？这些是进入主流建筑市场的硬门槛。

于是，一个奇特的、充满时代特色的共生模式应运而生——挂靠与劳务分包。

那些被大型国有建筑公司“减负”

剥离出来的建筑工人，命运开始分化：

少数真正有技术、有证书（或者有关系）的骨干，如王德这样的老师傅，或许能转岗成为技术员、工程师，留在体系内，成为刘建国口中需要“整合”

的“基础力量”

（尽管在罗明看来，刘建国可能更想把这部分力量导向通达系）。

而绝大多数普通的、没有耀眼证书的钢筋工、木工、瓦工、力工们，则如同散落的珍珠，迅被这些新兴的、嗷嗷待哺的私人建筑劳务公司吸纳进去。

这些劳务公司自身没有资质承包工程，怎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