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颤抖着手拉亮了灯绳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墙壁惨白，空无一物。我不死心，喘着粗气关掉灯，重新陷入黑暗。

    那影子就像浸水的墨迹，又慢慢从墙壁深处渗了出来，无声地扭曲、舞动，带着一种冰冷的恶意。那一夜，我眼睁睁看着天花板直到泛白，汗水几次浸湿了衬衣。

    第二天在车间，我的样子显然吓到了人。老刘头，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工人，趁着休息递给我一支烟，盯着我的脸看了半晌，才沙哑地问：“你住……东头那间？“

    我点了点头。他深深吸了口烟，烟雾后面，他的眼神复杂得像口枯井。“那间屋啊……“他声音压得极低，仿佛怕惊扰什么，“以前住着一对老工程师，学问大着呢。后来……起风了，老头儿性子烈，没熬过去，就在屋里……寻了短见。“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“打那以后，就不太平了。住进去的小年轻，都说晚上墙上……不干净。“在那个年代，公开搞封建迷信是绝对的大忌。我不能去找马三爷，更不能声张。但那种被无形之物窥视、无法安眠的感觉，实在折磨人。

    我想起了额尔敦爷爷说过，有些亡魂并非恶意，只是执念未消，困于原地。也想起了马三爷察言观色的本事。

    于是，我做了两件事。第一，我找到厂里管后勤的主任，以房间潮湿、影响健康为由，强烈要求换房，甚至愿意换到条件更差的顶层。磨了几天，或许是我态度坚决，或许后勤主任也隐约知道那房间的传闻，最终给我调换了。

    第二，在搬离那间房的前一晚，我买了一点劣质的水果糖和一小瓶白酒，夜深人静时，放在那间空房的窗台上（不敢明目张胆地摆供）。我没有念咒，没有祈祷，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老爷子，不管您有什么放不下的事，都过去吧。新社会了，好好走吧，别吓唬后来人了。”

    我不知道这笨拙的举动有没有用。但当我终于搬离那间屋子，厚重的木门在身后合拢时，仿佛也切断了某种无形的锁链，一直缠绕在心口的压抑感竟真的烟消云散了。

    过了几天，老刘头在车间角落找到我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神里带着一种难言的赞许，低声道：“你小子……心里亮堂。那地方，缺的不是狠话，是个'理儿'，是个能让魂儿安生的'念想'。“

    我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什么。搬进新的宿舍后，夜晚终于恢复了宁静。只是偶尔在梦里，我还会恍惚看到那面空白的墙，以及墙上无声摇曳的影子。

    这件事，像一次无声的成人礼。没有萨满的神鼓，没有马三爷的机锋，在远离故土的城市角落，我独自面对了那段沉重历史投下的、冰冷的个人悲剧。它让我明白，有些伤痕，需要的是理解与安抚，而非驱赶与征服。”

    我最终对淑兰也从来没有提起过。它像一枚生锈的钉子，死死楔在心底，每次不经意间的触碰，都会勾起一阵带着铁腥味的钝痛。

    以后的日子，偶尔路过那栋日渐斑驳的筒子楼，我的目光总会被什么东西拽着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