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7月下旬的一个周五下午，农业部农业产业司的会议室里，一场关于“十二五”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的研讨会正热烈进行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李泽岚坐在角落，手里握着那本写满批注的《四次经济危机中三农角色演变分析》，认真听着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发言，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。

“…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，还是‘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’的难题，种粮收益低、农民积极性不足，这些都需要通过政策扶持来解决。”司长张建军的声音沉稳有力，目光扫过在场众人，“大家都从各自的角度谈谈，下一步农业扶持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？”

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，李泽岚看着手中的材料，想起河南调研时张大爷布满老茧的手，想起青石乡老乡们期待的眼神，又想起半个月来梳理的四次经济危机中三农的“牺牲与担当”，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表达欲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举起了手。

“李泽岚同志，你来说说。”张建军点头示意。

李泽岚站起身，双手捧着材料，语气坚定而恳切：“张司长，各位领导、同事，结合我前段时间在河南的调研，以及对建国后几次经济危机中三农角色的梳理，我认为农业扶持政策的核心，应该放在‘还账’与‘赋能’上——既要偿还长期以来三农为国家发展做出的牺牲，也要真正赋予农村和农民发展的能力，让农业从‘被动承接压力的缓冲阀’，变成‘主动支撑发展的动力源’。”

他将材料分发给众人，指着其中的梳理表格：“大家可以看到，建国以来，我国经历的四次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困境，都是依靠三农实现了‘软着陆’，而不是‘硬碰硬’引发社会动荡。第一次是1950年代，通过‘工农产品剪刀差’，农村为工业化积累了200亿原始资金；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，农村市场消化了60%的轻工过剩产品；第三次是1990年代末，农村建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消耗了40%的建材产能；第四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‘家电下乡’和农村基建吸纳了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，拉动近4000亿消费。”

“这四次‘软着陆’，三农扮演的都是‘压舱石’的角色。”李泽岚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眼神里带着对三农的敬畏，“如果没有农村承接过剩产能、吸纳剩余劳动力，如果每次危机都选择‘硬碰硬’地让城市工业独自承压，很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、物价暴涨等问题，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都会受到冲击。可以说，农业的稳定，就是国家稳定的基石；农民的付出，为国家强盛筑起了看不见的防线。”

这话让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凝重，不少人拿起材料，认真翻看起来。张红梅点点头，示意李泽岚继续说。

“正是因为三农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，所以现在的扶持政策，必须把‘重中之重’落到实处。”李泽岚接着说，“比如咱们的农业补贴，目前河南粮农一亩地才60块，不够覆盖化肥涨价的成本；比如农机补贴，小型农机补贴比例只有30%，小农户根本买不起；再比如补贴发放流程，要跑四五个部门，耗时三五个月，老乡们怨声载道。这些问题不解决，‘大力支持农业’就是一句空话。”

他想起领导人提出的“免除农业税”政策，语气里满是感慨：“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，是对农民长期付出的第一次‘还账’，当时河南的老乡们放鞭炮庆祝，说‘种地不用交钱了，终于能喘口气了’。但这还不够，现在的农业扶持，要比取消农业税走得更远——不仅要‘不向农民要钱’，还要‘给农民送实惠’‘帮农民谋发展’。”

李泽岚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：一是大幅提高农业补贴标准，将粮食生产综合补贴从每亩60元提高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