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在油灯下记录的场景——笔记纸页泛黄，边缘有些磨损，上面的字迹遒劲有力，偶尔还有几滴褐色的污渍，是当年不小心溅上的泥水。他知道，这不仅是一沓笔记，更是苏家“为民务实”家风的传承，是苏明远和张慧对他的期许。

当天下午，按照苏明远的安排，李泽岚和苏晴先去拜访第一位老战友——住在隔壁胡同的赵志远。赵家的院子比苏家更朴素，院门口种着两棵老槐树，树荫下摆着一张石桌、两把石凳，石桌上还放着没下完的象棋。听到敲门声，赵志远的老伴打开院门，她穿着蓝布褂子，头发花白却梳得整齐，笑着招呼：“小晴、泽岚来啦！快进来，老赵一早就念叨你们，说要给泽岚讲讲当年搞合作社的门道。”

赵志远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看《农村工作通讯》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手里拿着一支铅笔，时不时在报纸上划重点。他今年82岁，身形有些佝偻，却精神矍铄，看到两人进来，立刻放下报纸，摘下老花镜，笑着起身：“泽岚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！你在青川搞的‘党建+合作社+农户’，我听明远说了，这路子走得对！当年我在河北搞农业合作社，跟你现在差不多，都是从‘让老乡信得过’开始的。”

赵志远拉着李泽岚坐在藤椅上，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对面，打开了话匣子。他1939年参军，跟苏振邦在同一个连，后来一起转业到地方，深耕农业领域几十年，退休前是农业部副部长。“那时候搞合作社，比现在难多了。老乡们刚分了土地，对‘集体’俩字犯嘀咕，怕把地交出去，最后啥也落不着。”赵志远手里比划着，眼神里带着回忆的光芒，“我和你爷爷，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，白天帮老乡种地、收粮，晚上就在煤油灯底下算账——把合作社的盈利怎么分、风险怎么担，一笔一笔算清楚，让老乡们看得明明白白。后来，第一批入社的老乡挣了钱，其他人一看，主动找上门来，合作社就慢慢搞起来了。”

他从里屋拿出一个旧木盒，打开后，里面是一本泛黄的工作手册，封面上写着“农业合作社工作笔记 1958-1980”。“这是我当年的笔记，里面记了不少‘土办法’——比如怎么选合作社带头人，要选‘家里穷、肯吃苦、威望高’的；比如怎么定分红比例，要让老乡‘多劳多得，少劳不少得’；还有怎么跟企业打交道，不能让企业把利润都赚走，得给老乡留足甜头。”赵志远把手册递给李泽岚，“你拿去看，说不定能用上。到了农业部，别总坐在办公室看报表，多下去跑跑，脚踩在泥土里，才能知道政策合不合老乡的心意。”

李泽岚接过手册，翻开一看，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还有不少手绘的合作社组织结构图、分红计算表，甚至还有老乡们的签名画押。他知道，这本手册比任何政策文件都珍贵，连忙道谢：“赵爷爷，谢谢您，这本笔记我一定好好学，以后有不懂的，还得向您请教。”

“请教啥，都是为了老乡们好。”赵志远摆摆手，又跟李泽岚聊起现在的农村产业问题，“现在很多地方搞合作社，搞着搞着就变味了——要么成了村干部的‘私人企业’，要么被外来资本控制，老乡们只能挣点辛苦钱。你在青石乡做得好，守住了‘老乡利益第一’的底线，以后在农业部制定政策，一定要把这一条写进去，让合作社真正成为老乡们的‘靠山’。”

从赵家出来时，已是傍晚。赵志远的老伴非要塞给他们一袋子自己腌的咸鸭蛋，笑着说：“泽岚，拿着尝尝，这是你赵爷爷教我腌的，跟当年他在河北给老乡们腌的一个味。以后常来，让你赵爷爷多给你讲讲农村的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