葫芦峪的胜利，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其涟漪不仅震撼了西线敌军，更让远在南昌的“剿总”司令部深感刺痛。蒋介石闻讯后，对精心策划的“铁拳”行动竟落得如此下场勃然大怒，严令追查责任，并加速了新一轮更大规模“围剿”的筹备。战争的阴云，并未因一次胜利而散去，反而以更浓重的姿态，积聚在中央苏区的上空。

面对山雨欲来的局势，中革军委和前委发出了“扩大红军，巩固苏区，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”的号召。红五军作为西线主力，肩负着兵员补充和区域防卫的重任。

林峰和赵永贵深刻理解这一任务的紧迫性。他们采取了“两条腿走路”的方针：

一方面，大力扩红。利用葫芦峪大捷带来的声望和新区土改激发的群众热情，在控制区内掀起参军热潮。政工干部、地方苏维埃深入动员，无数青年农民、手工业者怀着“保卫土地、保卫苏维埃”的决心，踊跃报名。红五军在短时间内补充了大量新兵，各师、团编制趋于满员，全军人数一度接近万人。

另一方面，厉行精兵。林峰深知，兵贵精不贵多。他要求各部在接纳新兵的同时，必须强化基础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。由交流来的、经验丰富的各级干部和老兵骨干牵头，开展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、土工作业等基础科目训练，并要求政治教育必须跟上一—让每一个新战士明白为谁打仗，为何而战。他脑海中那趋于稳定的“后勤评估”功能，此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，能帮助军需部门更精确地估算训练物资消耗，避免浪费，确保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。

敌人也改变了策略。鉴于大规模突袭受挫，他们转而采取更为阴险和耐心的“渗透”与“蚕食”战术。

· 经济绞杀加剧：封锁线更加严密，企图彻底困死苏区。盐价飞涨，药品奇缺，连最普通的火柴都成了奢侈品。

· 小股特务渗透：大量派遣经过训练的特务、便衣队，化装成商人、难民、甚至红军掉队人员，潜入苏区，搜集情报，散布谣言，暗杀干部，破坏交通和通信设施。

· 边缘“蚕食”：以连排为单位，在苏区边缘频繁出击，逐步修建新的碉堡哨卡，压缩红军活动空间，骚扰群众生产生活。

这些“软刀子”给红五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周安民领导的情报部门和军保卫部门压力巨大，敌特活动隐蔽，防不胜防。边缘区的群众不堪其扰，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，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恐慌情绪。

林峰审时度势，决定采取“军民结合，积极防御”的策略应对：

1. 强化地方武装：大力加强赤卫队、少先队的建设和训练，配发部分老旧枪支和大量梭镖、大刀，赋予他们保卫家乡、巡逻放哨、盘查可疑人员的职责。这既弥补了主力红军机动兵力的不足，又将广大群众动员到了反“渗透”斗争的第一线。

2. 组建精干分队：从各师抽调战斗经验丰富、熟悉本地情况的指战员，组成军直属侦察支队和若干机动反击分队。这些分队规模小，行动灵活，专门负责在边缘区域巡弋，伏击敌人的小股“蚕食”部队，清剿敌特便衣队。林峰有时会亲自为这些分队规划行动路线，他那经过强化的“战场感知”能力，虽然范围有限，但在这种小规模、高机动性的反渗透、反蚕食战斗中，却能提供至关重要的直觉预警，帮助分队避开陷阱，捕捉战机。

3. 经济斗争：鼓励群众发展生产，秘密开辟跨越封锁线的“红色商道”，用苏区的木材、茶叶、钨砂等土产，冒险从白区商人手中换回急需的食盐、药品、电池等物资。军需部门在系统的“后勤评估”辅助下，对这些来之不易的物资进行更精细的分配和管理。

在与敌人这种无声却无处不在的较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