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境并入新设的湖北行省，治襄阳，使之与巴蜀、关中相互制衡。

当然，也有官员提出异议，言汉中素为关中屏障，蜀地咽喉，自古与关中一体。如今强行划归湖北，是否会使关中失去南翼，恐非长久之安云云。

负责代天子颁布诏书的冯道便依此解释，言如此格局，正在于“犬牙交错”四字，使关中、蜀中、湖北三者相互依存、相互制衡。

此后，蜀中欲出陈仓故道以图中原，需经湖北认可；关中欲顺汉水而下荆襄，亦需借道湖北。如此，则任何一地皆难独力构成割据之势，中枢方能如臂使指。

换个说法来讲，从此以后，‘得关中者得天下’、‘据蜀中可称王’的老话，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。

于是群臣便再无异议，皆称如此更改实为天子深思熟虑，遏制地方坐大之巅峰妙笔。

此外，以陇山以西、河西走廊以东，包括原凤翔、泾原部分地区，设立陇右行省，治凤翔，以控河西走廊东段，隔绝关中与西北的直接联系。

并重新设立四川行省，依旧治成都，却划出渝州与夔州二州，与黔中等地合并为贵州行省，治渝州。如此，四川先失汉中，再失渝州（重庆）、夔州（奉节），可谓尽失外围险要，完全暴露于周边行省俯视之下，纵有天府之富，却已成四战之地，再无险可守。

至于东南富庶之地，则一口气分设了湖南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六个行省，治所分别在长沙、洪州（南昌）、扬州、杭州、福州与番禺，具体来说，便是强行打破江南的完整性，使经济中心（杭州）与政治象征（金陵）分离，并使得内部形成地理文化差异，难以形成合力。

而后，便是以娆疆与岭西分设云南与广西行省，治所分别设在昆州与桂州，分驻西南边陲。

至于草原广袤，便同时设漠南、漠北、岭北、辽北四行省，强力推行“旗盟制”，打散部落，设“旗”为基本单位，旗长由朝廷任命，不可世袭；“盟”则或从诸旗长中择选，或派遣流官担任盟长，仅有监督协调之权，无权干涉各旗内部事务。

同时，改革税赋，废除以往无常的贡赋，亦废除所谓人头税，确立“畜产税”、“草场税”等固定税制。所有大型边境贸易均由官营，限定于指定城池的榷场进行。茶叶、盐铁、布帛等草原必需之物，必须通过官营榷场交易。

也就是说，官营榷场实行后，草原上谁听话，谁就能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；反之，朝廷则可立即进行经济封锁，使其被掐住喉咙，不战自溃。

但朝廷亦鼓励并资助各旗在冬季营地建立固定定居点，发展毛纺、制革等手工业，以逐步改变纯游牧的生计方式。

至于各旗旗长子弟必须送往汴京国子监或大定府蕃学学习，以及宗教引导、鼓励通婚等政策，便不必多言。

划省之后，行省之内，则设承宣布政使司以行政、都指挥使司以兵事、转运使司以财赋、按察使司以监察，四权分立，互不统属。

承宣布政使司，主管民政、田亩、教化，但不得调动任何军队，治安需请求当地卫所协助，不得经手主要赋税，经费由中央拨付，更不得干预司法终审。

都指挥使司，管理地方卫所兵马，负责戍守与治安，但野战部队由枢密院直接指挥，跨省驻防，且军队粮饷由转运使司系统供应，都指挥使无权自筹，地方高级将领亦需定期调换，此即“兵出于中枢”。

转运使司，直接隶属户部，垂直管理，负责征收、储存、转运一切赋税。地方税收直接入库，除留地方定额经费外，全部上缴中央或根据需要调拨。此为‘财控于中央’。

在此三司之外，另设按察使司，隶属御史台，辅以锦衣卫稽查刑狱、纠劾百官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