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的来信都是请连里文书念，后来文书调走了，他就再也没能读过信，也没法回信。赵庆兰心里一动，主动说：“耿大爷，以后您有啥信，我帮您念，帮您写。”

从此，她隔三差五就去老耿头家。有时是去送药，检查身体，更多的是坐在炕沿上，一字一句地给老人读远方亲戚的来信，又按照老人的口述，工工整整地写好回信。她还找来旧的报纸，给老人读国家大事、生产新闻。昏暗的土屋里，常常只剩下她清晰温柔的读书声和老人专注倾听的侧影。

老耿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，浑浊的眼睛里也有了光。有时赵庆兰去，他还会神秘兮兮地从炕席底下摸出个烤得焦香的红薯，硬塞给她。“闺女，吃……好吃……”老人不善表达，但那眼神里的感激和慈爱，却无比真挚。

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。谁家孩子病了，她跑去看看；谁家需要写个申请、读个通知，也来找她。她成了连队里一个小小的、流动的“文化站”和“暖心人”。

孙卫红依旧活跃在田间地头，用她的热情感染着大家，是连里树立的“积极分子”典型。而赵庆兰，则像一颗默默散发光热的星星之火，不耀眼，不张扬，却温暖而持久地照亮着身边的方寸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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