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他们不再主动提供任何建议，甚至对中国技术人员的一些尝试性创新，也保持沉默，不肯定也不否定。

休息时，他们更多地聚在一起，用俄语低声交谈，看到中国同事靠近，便会自然地停止谈话，露出略显尴尬的微笑。那种无形的隔阂感，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墙，悄然竖立了起来。

阿廖莎的变化尤其让人感到不适。他不再是那个热情洋溢、喜欢拍着林瀚章肩膀用生硬汉语说“林！好同志！”的年轻工程师。他变得沉默寡言，眼神时常回避与他人的接触。有一次，林瀚章拿着“争气钢”量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淬火工艺问题想去请教他（这原本是阿廖莎擅长的领域），却看到他正匆忙地将一些图纸和笔记塞进自己的公文包，动作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看到林瀚章，他明显吓了一跳，随即强自镇定地敷衍了几句，便借口有事匆匆离开了。

所有这些细微的、反常的迹象，零零碎碎地汇集到一起，终于形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、令人窒息的低气压，沉沉地笼罩在工厂上空。一种模糊却日益清晰的不安感，在干部和技术骨干中间蔓延开来。食堂里、办公室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开始悄悄流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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