晨雾像被揉碎的羊毛，一缕缕缠裹着河谷，连空气都带着潮湿的暖意。我（塔顿·芊倕）指尖捏着那枚青铜鸢尾徽章，徽章边缘的棱角被摩挲得光滑，却依然能在武库的石壁上划出细碎的声响——那是祖父留下的暗号，三短两长，像故国土地的脉搏。科林背着她的橡木盾站在洞口，盾面的云纹铁边沾着夜霜，在微光里泛着冷硬的光，昨夜巡逻时被英军骑兵用枪托砸出的凹痕里，还凝着未化的冰碴。

“商队的信使来了。”她侧身让出条路，发辫上别着的青杨叶沾着露水，水珠顺着叶尖滴在盾面的凹痕里，晕开一小片深色。科林的声音里带着未散的倦意，却藏着股紧绷的劲，像拉满的弓弦。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河谷的栈道上走来个独眼的老水手，帆布外套上结着盐霜，每走一步都能听见盐粒簌簌掉落的声音，那是远涉重洋的痕迹。

老水手把用油布裹着的信递给我时，左手的断指在发抖。那截手指是去年在利物浦港被英军警棍砸断的，伤口愈合后，断口处像块扭曲的礁石。“塔顿小姐，”他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喉结滚动了两下才继续说，“爱尔兰的荒原在烧，贝尔法斯特的纺织厂工人都举着铁锹上街了，他们说‘等塔顿家的鸢尾花再开时，就是天亮’。”

我捏着那封信，信封上的火漆印是半朵鸢尾花，与我怀里的青铜徽章正好拼合。指尖抚过火漆的裂纹，忽然想起瓜达卢佩绣帕上的针脚——她总说“重要的东西要缝得密些”，此刻信纸里的字迹透过薄薄的纸背渗出来，像无数细小的针，扎得人指尖发麻。科林的盾往地上顿了顿，震起的尘土落在信纸上，与火漆的金色混在一起，竟有种悲壮的暖意。

“基兰在清点火药。”莉齐抱着捆刚削好的箭杆走进来，箭杆上缠着茜草染的红布条，在晨光里像串凝固的血珠。她的发间别着朵干枯的石楠花，那是去年起义失败后，从死去的同伴发间摘下来的。“他说按您教的法子，把火药和铁砂混在一起，能做二十个手榴弹。胖掌柜带铁匠们在打磨剑尖，说要在剑刃上刻上盖尔语的‘自由’，刻得深些，好让铁都记着。”

洞壁上的透光孔忽然被遮住大半，基兰的脑袋探进来，额角贴着块浸血的麻布——是昨夜搬运火药时被木箱砸的，血渍透过麻布渗出来，像朵绽开的红蔷薇。“塔顿！您看这个！”他举着块云纹铁，铁面上被他用錾子刻了行盖尔语，笔画歪歪扭扭，却透着股狠劲，“杰克师傅说这是百年前起义军的口号，刻在剑上能让铁都记着恨。”

我摸着铁上的刻痕，指尖触到基兰錾错的地方——他把“土地”刻成了“火焰”，却歪打正着有了股烈气。三年前逃离都柏林时，我曾在老城堡的地牢里见过同样的刻痕，那是祖父参与1798年起义时，用指甲在石壁上划下的，如今那些刻痕上的血渍早已发黑，却比任何勋章都更锋利。科林凑过来看，盾面的铁边不小心蹭到云纹铁，发出“叮”的轻响，像在为这错字喝彩。

“信使说英军在卡文郡烧了三个村庄。”科林忽然把盾往地上一顿，铁边撞在石台上，震得武库里的短剑“哐当”作响。她的声音发颤，却死死攥着盾后的短剑，指节泛白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，“他们把村民的茅草屋点着，逼着说盖尔语的人学英语，有个老妇人不肯，就被他们用枪托砸断了腿。那老妇人还是我祖母的远房表姐，去年还送过我一篮野草莓……”

莉齐往炉膛里添了把松脂，浓烟裹着火星窜上洞顶，把我们的影子映在岩壁上，像一群即将扑向火焰的鹰。“我去联络各村的妇女，”她把染好的红布条往箭杆上缠，动作快得像在缝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，“她们能把火药藏在麦饼里，把短剑藏在洗衣篮底，英军的搜查队总瞧不上女人的篮子。上次马洛里家的媳妇，就把二十发子弹藏在婴儿的襁褓里，从英军眼皮子底下送过了封锁线。”